原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是小说《红岩》中的军统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人物。本文系徐远举于1964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所写的部分认罪交代。

  1948年，我在重庆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1]

  四省，是蒋介石盘踞八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反动派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1927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1947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别认为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的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地下党的领导核心，1946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组织，都未得要领。对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以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询问“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反动派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起研究怎么样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地下党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我当了18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不少反动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一些什么名堂来。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兵特务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兄弟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须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时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肯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去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区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鹰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但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战，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来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血手，这充分暴露出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反动派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出了一张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这些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局长、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反动党团的内部矛盾，根本与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人民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四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杀害于渣滓洞。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乘机就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17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能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时，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爱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达哉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就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捕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特务们走进去，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20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娴静得像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

  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十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鋕、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员20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些被捕的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反动派为了破坏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回重庆。

  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员刘国鋕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鋕是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反动派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1947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鋕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鋕原是四川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鋕。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爱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鋕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鋕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鋕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重庆市委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鋕。他说刘国鋕及其爱人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鋕、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我与叶翔之、颜齐当晚进行审讯。刘国鋕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泸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1947年10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将刘国鋕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鋕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鋕的大哥刘国

  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只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

  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鋕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鋕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1949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鋕，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鋕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鋕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和22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处理问题，可是出于我的反动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瓦解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在赴刑场时，许建业一路上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万岁”等口号，表现极为壮烈。路旁的人看了都感动得流泪。我有个朋友事后告诉我说：“我昨天在路上看到汽车上押着两个人，他们沿途高呼万岁，真英武啊！”我听后内心感到十分怅惘，简直无言以对。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内部左的思维作祟，他们幼稚地看到蒋家王朝已成秋后蚂蚱，就放松了警惕做了一些非常冒险的事情，就是给在重庆的党政、特务机关首脑人物奇送挺进报，这一做法激怒了军警特务机关加紧了破获地下党的进程，下的重庆让意志不坚定的地下组织领导成员投降，使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