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工程——位于秘鲁的钱凯港，其规模与雄心令人瞩目——这是由中国企业主导开发的世界级港口项目，投资数十亿美元，拥有从运营到管理的独家经营权。然而，这一成就也免不了经受美西方的攻讦与非难。

  对于某些观察者来说，钱凯港的故事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自2014年中国企业获得达尔文港99年的运营权以来，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便成为了中美博弈的焦点之一。今年正值中国企业接管达尔文港运营的第十个年头，围绕它的争论仍未平息。

  这座港口位于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北领地，是澳北部最大的深水港，也是距离亚洲最近的澳大利亚港口，被誉为澳大利亚的“北方门户”和“通往亚洲之门”。达尔文港作为天然的国际贸易枢纽，其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事实上，它与五个外国首都的距离比与澳大利亚首都的距离还要近。作为岛国，澳大利亚共有17个国家级重要港口，而达尔文港则是北领地唯一的国家级港口。

  自2014年起，中国岚桥集团接手运营达尔文港以来，该港口的年吞吐量从最初的500万吨激增至超过3000万吨，年增长率超过了20%。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达尔文港75%的进口货物来自中国，而90%的出口货物则航向了亚洲市场。2023年，该港口向中国出口了大约50万吨的磁铁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石产品，同时向亚洲市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口了约15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其中，日本通过达尔文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其全国需求的11%。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公司（INPEX）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亚北部开发的天然气资源，均通过达尔文港转运出口。由于从达尔文港出发仅需7天即可到达粤港澳大湾区，自2021年以来，向大湾区输送的天然气量明显地增加。今年10月，达尔文港还首次出口了一批棉花。

  达尔文港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枢纽，同时也是澳美两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其战略价值显著。它是二战中澳大利亚本土为数不多经历过战火的地方：1942年2月19日，日军对达尔文市进行了轰炸，美国海军“皮利”号驱逐舰被击沉，造成88名美国水兵丧生。

  如今，达尔文港是美国军舰从东海岸前往中东、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停靠点，驻日美军第七舰队也频繁访问这里。大约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轮换部署在达尔文港，港口承担着大量燃料和弹药等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今年1月，美国宣布将投资2.7亿美元，在达尔文港建设一座容量达3亿升的航空燃料储存设施。

  每年，达尔文港及其周边区域都会举行非常关注的联合军事演习，例如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每两年主办一次的“漆黑”军演（Exercise Pitch Black）。今年7月，该演习吸引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海空力量参与，这中间还包括意大利海军的“加富尔”号航母打击群。《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论称，中国在这些演习中拥有“前排观众席”。

  澳大利亚政府也致力于加强达尔文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其战略价值。2022年，堪培拉政府拨款15亿美元用于新建港口设施，项目包括码头、卸货设施和航道疏浚工程，以便接纳更大的船只。岚桥集团亦表示，未来20年内计划在达尔文港扩建更多泊位，以促进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

  今年9月23日，达尔文港首席执行官彼得·达米特（Peter Dummett）访问中国，与深圳港代表签署了建立“友好港”关系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深化两地之间的贸易联系，推动双方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不断拓展商业机会是我们达尔文港管理层的第一个任务”，达米特在回国后投书《北领地新闻》，如是说道。

  在过去十年里，达尔文港始终处于地理政治学博弈的漩涡之中。尽管岚桥集团坚持其运营纯粹出于商业目的，但批评者认为，中国对这一港口的控制可能对区域安全构成威胁。十年间，美国不断施压澳大利亚重新审视这一协议，甚至多次敦促堪培拉终止合同。澳大利亚当局也连续进行安全审查，并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毁约”的威胁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达尔文港的头顶。

  2012年，澳大利亚乡村自由党（Country Liberal Party）赢得了北领地的选举，计划通过出售公共资产筹集资金，达尔文港便是其中之一。2014年底，北领地政府发布了租赁意向书，吸引了全球60多家公司的兴趣。最终，2015年10月，中国岚桥集团以5.06亿澳元（约合2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租用权。

  多年来，北领地政府一直在争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投资，以开发达尔文港。历届政府都认为，达尔文港是振兴澳大利亚北部经济的关键，若能够得到扩建和维护，它将成为推动北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联邦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其潜力，至少没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北领地首席部长亚当·贾尔斯（Adam Giles）几乎毫不掩饰其租赁达尔文港的动机：面对联邦政府连续14次拒绝其升级港口设施的请求，租赁成为了一种抗争的方式。一位政府高层人士当时告诉《北领地新闻》：“这是为摆脱堪培拉的束缚，减少对联邦资金的依赖。”对北领地而言，这一笔交易无疑是一笔好买卖：5.06亿澳元的合同价格相当于该港口此前两年利润的25倍以上，岚桥集团还承诺在未来25年内投资2亿澳元。

  2015年签署租约时，地缘战略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2014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澳大利亚并在议会发表演讲，宣布两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澳中关系达到了顶峰。达尔文港的租约就是在这种乐观氛围中签署的。

  北领地政府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最多也只是澳大利亚国内政治问题（即“摆脱堪培拉的束缚”）。当时，英国《卫报》报道此事时，主要关注的是“工会对缺乏工人保护表示愤怒”，并未提及任何所谓“地理政治学风险”。堪培拉方面也持类似看法，澳大利亚联邦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称赞该协议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增强了双边商业关系的有力标志”。

  然而，从2017年开始，即达尔文港99年租约生效的第二年，澳中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转变被形容为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重置”。澳中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对立关系，国家安全逐渐取代了经济考量。澳大利亚媒体对租约的讨论，也开始聚焦于“中国干预澳大利亚”以及在大国冲突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关切。美国在中国南海的活动日益频繁，而达尔文港作为美国在太平洋行动的南翼，其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在北领地，贾尔斯领导的乡村自由党政府于2016年8月败选下台，对租约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其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1年，形势尤其风高浪急。澳大利亚的情报、国防、外交和内政部门纷纷介入安全审查，美国政府也频频插手，推波助澜。当年4月，继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一带一路”协议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突然表示，如果中方租用达尔文港“不符合国家利益”，澳大利亚政府就应“采取行动”（即终止租约），并称这是一个“战略目标”。

  澳大利亚政府随后修改了《外国投资法》，一个议会委员会甚至宣称，“将达尔文港租给一个未来99年有几率会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就像1938年将港口租给日本一样危险。”达尔文港租约成为了2022年联邦选举中工党攻击莫里森政府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工党在胜选上台后，却陷入了“自掘坟墓”的尴尬境地。

  2023年10月，工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访华前夕，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结束审查，达尔文港租约得以延续。然而，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今年11月15日，专门炮制“黑材料”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再次发表言论，声称“中国港口投资的风险不仅限于眼前的国家安全威胁”，并警告“中国政府可以对在海外运营的中国公司施加影响，甚至对澳大利亚公司采取强制行动”。

  澳大利亚政府的连续审查和西方媒体的借机攻击，加剧了达尔文港未来的不确定性，并给港口运营商带来了巨大压力。持续的焦灼的事态扰乱了岚桥集团的国内外业务计划，阻碍了投资，使合作项目脱轨，并造成了重大财务损失。合作伙伴对争议持谨慎态度，对长期合作的信心也会降低。岚桥集团澳大利亚副总裁迈克·休斯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跨国公司工作，但从未见过“一个企业像岚桥集团在澳大利亚这样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

  在澳大利亚的“北澳大利亚发展”倡议下，北领地经济快速地发展，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贸易量的增长，达尔文港迫切地需要扩建和升级，以适应一直增长的需求。然而，运营商能否顺利推进这些开发项目，还取决于中澳关系、中美关系、澳大利亚政党政治格局以及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围绕该项目的地理政治学较量可能在中美澳之间反复上演，地理政治学操纵仍然是一个持续的威胁。分析人士警告称，未来澳大利亚政府仍可能以违约或其他理由制造麻烦，可能的借口包括企业不具备经营资格、企业获取了港口的军事信息等。

  尽管钱凯港的情况与达尔文港不一样，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共性。作为南美西岸的天然深水良港，钱凯港不仅面向太平洋，还连接着秘鲁的内陆铁路网络，形成了贯穿安第斯山脉的运输走廊。这一地缘优势引起了美国的警惕，认为其可能增强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正如达尔文港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钱凯港很有几率会成为中美地缘竞争中的新战场。

  达尔文港的运营历程表明，经济利益与政治争议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十年来，这座港口通过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合作，不断强调其经济贡献——从创造就业机会到促进地区贸易发展，达尔文港的商业成功显而易见。然而，这些经济利益并未完全平息政治争议。在国际局势高度敏感的当下，港口管理者意识到，仅凭商业逻辑难以应对复杂的地理政治学博弈。

  对于钱凯港而言，这一教训特别的重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之一，钱凯港不仅肩负着经济使命，还面临着在高政治风险的国际环境中建立信任的挑战。中国企业要在秘鲁当地加强透明度，与秘鲁政府、工会和社区保持密切沟通，同时拓宽公共外交渠道，推动民间交流。这不仅能减轻外部压力，还能为项目的推进创造更好的人文环境。

  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促进中国在全球运营的港口之间的整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在海外的海军基地数量有限，但已成为一个领先的商业大国，对国际海上航线和商业港口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的航线和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与66个国家签订了70个双边和地区航运协定。这些港口能形成相互关联的集群，共享数据、技术、人才和专业相关知识等资源，而不是各自为战、孤立运作。这种网络化的方法将提高运营效率，并为石油、木材和矿产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流动提供宝贵的战略信息。这种整合不仅能增强中国运营商在全球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还能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经济动态。

  从达尔文港的经验来看，港口管理者还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舆论战。过去十年中，达尔文港因其与中国的关系而频繁成为西方媒体的批评对象。面对类似的外部压力，钱凯港的运营者需要更主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强调这一项目将如何惠及秘鲁乃至整个南美洲。

  达尔文港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尽管争议不断，中国企业在这座港口的运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较强的韧性。钱凯港从中汲取的最大教训或许是，在全球关注的战略枢纽项目中，经济和政治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需要在这个环境中找到一种既能平息外部疑虑，又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方法。

  对中国而言，钱凯港不仅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一场新的考验。如果说达尔文港只是一次尝试，那么钱凯港就必须是一次成功的实践。